序言 | Foreword

北京的冬平要出版新的摄影专辑《穷人），囑我做一短序。拜读了孙京涛与刘树勇二位评论家精辟的序文之后，我认为大约无法在这两篇宏文之上更增添些什么。一方面我对中国摄影与社会的认识，当然远不若这二位评论家的透彻，另一方面我对冬平之摄影创作轨迹的了解，也不如他们二位的深刻。为了避免不过度地狗尾续弱，我试着从自己所认识的袁冬平谈起，简短地诉说一些我对此专题的片段思绪。

认识冬平，算算也有八年多了。1998 年的夏天，我与合湾知名摄影家张照堂先生，一起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新闻摄影高级研习班°的研讨活动，初次结识了冬平，以及树勇。京涛等人，展开了我们几位坐落在海峡两岸的珍贵友谊。从一开始，冬平就是一位特别让我感到厚实．信赖．温暖的朋友，后来我从京涛与树勇那儿知道，冬平在其它朋友之间，给人的感觉也正是如此。我庆幸在与中国大陆摄影专业人士的第一次接触里，就能碰见这些深刻．锐利.又情深义重的朋友们，特别是沉稳，宽厚的冬平。

冬平为人谦抑，低调，极少谈及自己的专业成就。我于该年在广州与他的碰面，一见如故，把酒叙谈，却几乎没有听他说到自己的摄影。及至返回合北仔细翻读他致赠的《精神病院》摄影集，才看到他极简略的个人经历里，包括了在1992年已夺得美国全国新闻摄影协会之“年度照片大赛“ (Picture of the year, 或 POY）的图片故事类优等奖。我曾在美国念过新闻摄影，知道这个全美最重要的规模最大的新闻摄影专业记著的年度大赛，要得奖非常不容易，遑论“图片故事类”这项主要的奖项。而冬平则云淡风轻：从不提这些辉煌的成就，只像是个温腰贴心的兄长，随时照顾着身旁朋友的名种问题或需要。这样的性情，如实地呈现在冬平的纪实摄影作品里。孙京涛在序文里说好，冬平的摄影是“图如其人”．纪实摄影的创作，常见“影不惊人死不的“的拍法，要不题材本身极其叫众，要不在耸人视听的题材上，更以特殊的视角考张其戏剧性效果．翻看西方各类新闻摄影大赛的年度得奖照片，这样的作品比比皆是，它们被需要更多视觉刺激（以提起兴趣或刺激销售） 的摄影主编们与评审们，认为是”专业“的”好照片“。

冬平的《精神病院〉与《穷人》，在主题上大可以操作成视觉耸动的材料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在这些不幸的社会边缘人图像里，我们极少看到不忍空睹、或哭天抢地的悲惨景象，我们看到的，大体上是被摄对象在生活现场的平和，人性、尊严的常人的样子。这正是袁冬平摄影里最重要的讯息与意义之一当国内外的主流新国摄影实践，总是努力将这个世界里的人与事，表现得个个看起来 ，”异常”，特殊（因此可以剥削为 ‘新闻”、甚至“独家”）时．袁冬平-以贯之地将一般大众视之为特殊甚至奇观的社会底层的人们，还原成“正常“的人。透过他看起来平淡无奇，没有花招的观看方式与图像构成，冬平相机两端的人，都没有被扭曲，镜头前的题材，没有变成‘商品°，观景窗后的人，尚末异化成为了得奖或卖照片而拍照的‘专业新闻摄影家°．镜头确实会说话。它能够多深刻地陈述复杂的现实，还需要争辨，但它也许首先能够相当准确地说了关于一个摄影创作者，是怎样的一个人。

纪实摄影不仅在纪录着摄影家本人，也还是在关切着他们所意欲纪录或评论的客观世界。然而．如我所说，这个复杂的现实世界，是否能够被见证式的纪实摄影所陈述，长久以来是个不断被争论的议题。于我而言，纪实摄影在中国（或任何其它地方）的问题，不那么在于它是否已经“落伍，而是它从一开始是否就存在着话语上的局限。刘树勇在其宏文里描述的，中国当前的某些艺术圈里的现象，据我侧面的理解，确实是个严重存在的问题，但我以为在无论台湾、大陆或其它的华人社会里，追赶时髦艺术语汇或媚俗题材以投西方市场之所好，一直也就是现当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里一个非常庸俗，但又必须面对的压迫性现实问题。这是一个重要、复杂．且具辩证意义的议题，暂不在此展开申论。

而关心摄影文化的人，则至少必须深思传统纪实摄影之话语能力的问题它到底有没有、或有多少陈述政治的能量或空间，而不仅止于容易变成中产阶级读者之新消费的“人道关怀”，也就是说．纪实摄影是否穷尽了再现复杂真实的可能，与成为基进（注)政治之另一个开路者的可能？《穷人〉是一个很好的文本，值得我们藉以再一次思索这些问题。

当然，《穷人〉的价值不止于此。透过这个题材。我们也可以反省关于中国社会的贫穷问题，还有哪些观看的方式与角度。台湾曾经走过贫穷的岁月，虽然后来开始富了，可许多物质上富起来的人，贫穷的心态并未离开，或者除了金钱之外一无所有，仍在一种十分贫穷的心理或状态里。在中国当前几乎全面向钱看的价值取向，与赤裸之资本主义操作的社会景观里，我也想起一位上海友人的话：“上海已经穷得只剩下那些高楼了”。袁冬平的《穷人〉里，呈现着贫穷但仍带着人性之眼神与真诚样貌的各个角落的人们.这些人的真诚样貌与眼神，如果也随着更赤裸，掠夺性的资本社会运作而逐渐消失的话，那么“穷人”所指涉的，就不那么是这些被呈现在摄影集里的人，而更可能是画册外的那些疯狂追逐着物质中国的人们了。

注：台湾学者发现的词，指思想认识上的苹命性改变与进步，因为是从基底的根本改变，因此称为 “基进”，

2006年11月30日 台北

郭力昕：摄影评论工作者，任教于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